——谨以此文纪念约瑟夫•魏泽鲍姆
格特·拉文克 著 吴万伟 译
计算机批评家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写道“把信号变成信息只有一个方法，即解释。”格特·拉文克（Geert Lovink）认为，随着谷歌对网络内容的霸权越来越强，我们需要停止搜索，开始思考。
一个幽灵萦绕在世界的知识精英身上：信息负荷过多。普通人已经劫持了战略资源，堵塞了从前认真监督下的媒体渠道。在因特网之前，官僚阶级的思想基础是他们的“知识”与民众的“闲聊”能区别开来。随着因特网搜索引擎的兴起，区分贵族的远见卓识和庶民的琐碎聊天已不可能。从前高雅和低俗的区分以及在狂欢时混合共处的时代已经消失，也不再是我们关心的内容。现在一个全新的现象引起警惕：搜索引擎内容排序的标准是流行程度而不是真理。搜索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随着可获得信息的戏剧性增加，我们越来越对检索工具上瘾。我们寻找电话号码、地址、开始时间、人名、航班信息、最优惠的价格等，在狂怒的时候宣称这些不断增加的灰色资料是“数据垃圾”。很快我们将迷失在搜索中，不仅从前交流的等级体系处于崩溃，而且交流本身已获得攻击大脑的恶名。我们不仅对大众噪音的提高难以忍受，也无法忍受来自同事的另一个请求，甚至朋友和家人的温情问候也变成期待回答的例行公事。受教育的精英哀叹喋喋不休的饶舌已经闯入在此之前得到保护的科学和哲学领域，而实际上他们应该担心的是谁将控制越来越集中的计算机网络。
今天“崇高的简洁和宁静的伟大”的管理者无法说出的话应该由我们代为表达。人们对于谷歌和网络组织信息提取的方式的不满越来越多。科学界已经无法控制它的主要研究项目之一，现在被千百万人使用的计算机网络的设计和所有权。这么多人怎么最后都依赖一个简单的搜索引擎呢？我们为什么再次重复微软的传奇故事？当每个因特网用户都可以使用众多工具来分配权力时，抱怨生产的垄断似乎是乏味的。克服这个困境的一个可能办法是积极重新确定海德格尔的闲谈（Gerede）。不是梦想依赖不受干扰的下网生活和过滤噪音的激进措施的抱怨文化，现在到了公开勇敢面对在博客、短信和电脑游戏中发现的缘在（Dasein）琐碎形式的时候了。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把因特网用户看作切断了和世界最初和最原始关系的二流业余爱好者。信息生活的政治中出现了一个具有更大厉害关系的议题。现在到了人们对付迅速超越因特网的新公司形式---谷歌的时候了。
让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Borges）在他的短篇小说《巴别塔图书馆》(1941)）中描述的无限图书馆变为现实的“万维网 ”（WWW）被多数批评家看作奥威尔《老大哥》(1948)）的变体。在这里，统治者已经从邪恶的魔鬼变成了一群很酷的年轻人，他们的集体责任口号是“不做坏事”。在更老、更有经验的IT大师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网络先驱温特·瑟夫(Vint Cerf)和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一代人指导下，谷歌扩张如此之快，扩展到如此广泛的领域内，以至于几乎没有批评家、学术界人士、企业记者能够跟上谷歌开发的规模和速度。新应用和新服务层出不穷，就像意料之外的圣诞礼物堆积在一起。只需要添加谷歌的免费邮箱服务（Gmail）、视频共享平台（YouTube）、社会网络站（Orkut）、谷歌地图（GoogleMaps）、谷歌地球（GoogleEarth）、以及主要赢利服务项目关键词广告（AdWords）、以点击率收费的广告诸如日历、谈话、文件处理等办公操作软件就行了。谷歌不仅和微软和雅虎竞争，而且和娱乐公司、公共图书馆（虽然它有强大的图书扫描项目）、甚至电话公司竞争。不管你信不信，谷歌电话很快就将出现。我最近听到循规蹈矩的家人提到她曾经听说谷歌比网络好多了，而且更容易使用。它从你自己的电脑中接管软件任务，这样你可以从任何终端或者手提的工具上接触这些信息。苹果公司的超薄笔记本电脑（MacBook Air）是数据转移从私人受控储存器转移的更进一步的标志。信息的安全性和私密性迅速成为新经济和控制技术。大部分用户（实际上多数是公司）非常乐意放弃自我管理信息资源的权力。
提出正确问题的艺术
在阅读关于采访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计算机批评家约瑟夫·魏泽鲍姆的书时[1]，我对搜索引擎背后的概念的兴趣被再次提升起来了。魏泽鲍姆以一九六六年自动治疗项目文字聊天程序（ELIZA）和一九七六年的书《计算机力量和人类理性》而闻名，在二〇〇八年
三月五日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几年前，魏泽鲍姆从波士顿返回柏林老家。他在柏林长大，一九三五年纳粹时期随父母从那里逃出来。非常有趣的是魏泽鲍姆年轻时在柏林的故事、如何逃亡到美国、如何在一九五〇年代参与计算机研究等故事。本书读起来像魏泽鲍姆对计算机科学批评的总结，就是说计算机给用户身上强加了一个机械视角。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异端人物魏泽鲍姆作为知识渊博、受人尊敬的内行对他论证方式的影响，他的立场类似于皮特·舒尔茨（Pit Schultz）和我在一九五五年的“网络时间”项目开始以来一直在开发的“网络批评”。
本书的标题和副标题《电脑海洋里的理性岛屿在哪里？摆脱程序社会的方法》听起来引人入胜。魏泽鲍姆的信仰体系可以被总结如下：“并非现实的所有方面都是可以预测的。”魏泽鲍姆对因特网的批评是笼统的批评。我们得感激他避免具体问题。他的因特网言论对于熟悉魏泽鲍姆全部作品的人一点都不陌生：因特网是一大堆垃圾，一个由95%的废话组成的大众媒体。它非常像电视媒体，网络正不可避免地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所谓的信息革命已经翻转进入假信息泛滥的洪流中，其中的原因是没有编辑或者编辑原则。本书没有能解释为什么魏泽鲍姆等第一代计算机程序员（其中杰出成员之一）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媒体原则内置在电脑里。答案很可能在于计算机的最初功能是运算。柏林的索芬街（Sophienstrasse）等地的技术决定论者坚持数学运算仍然是计算机的核心功能。计算机被当作媒体使用（误用）是数学家们没有预料到的，今天笨拙的界面和信息管理不应该归咎于第一代计算机设计者。数据计算器从前是个战争机器，把它重新设计成普遍的人类工具是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因为我们的信息和交流是无限的，丰富多样的。
在好几次场合，我曾经批评对旨在为个人使用而过滤“有用”信息的“媒体生态”。赫伯特·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的《在网上》(2001)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我不相信由哪个教授或者编辑或者编码员为我们决定什么是废话什么不是。这应该是体现在促进和尊重不同观点的文化的分布式努力。我们应该称赞丰富多彩，把新的搜索技巧作为笼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进一步革命化搜索引擎，提高媒介读写能力的普遍水平。如果进入书店或者图书馆，文化教我们如何在成千上万书目中浏览。我们不是向图书管理员抱怨或者告诉书店老板他们的书太多了，而是寻求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魏泽鲍姆希望我们怀疑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不管是网络还是电视。魏泽鲍姆没有提到谁能够帮助我们建议相信什么，哪些东西是值得相信的，或者如何把提取的信息进行优先排序。总而言之，为了培养普遍的怀疑，中介者的角色被扔掉了。
让我们忘记魏泽鲍姆的信息焦虑。这次采访非常有趣的地方在于他特别强调提出正确问题的艺术。魏泽鲍姆警告我们不要不加批评地使用“ 信息”这个词。“计算机里的信号不是信息。它们不过是信号，把信号变成信息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解释。”而解释依赖于人类大脑的劳动。按照魏泽鲍姆的说法，因特网的问题在于它邀请我们把它看作特尔斐的神谕（Delphic oracle），为我们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因特网不是自动售货机，你只要投币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关键是获得适当的教育以便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人学会提出适当问题最重要，为此需要接受教育和具备专业知识。高水平的教育不能通过轻易发表言论而获得。魏泽鲍姆“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随便地往档案中扔些东西就像随便从中捞出些东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交流本身并不产生有用和持久的知识。
魏泽鲍姆把不受挑战的对问题的信仰（搜索引擎）和“问题”文本的兴起联系起来。计算机被介绍为“笼统的问题解决者”，其目的是为任何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人们被邀请把生活委托给计算机。魏泽鲍姆说“我们遇到问题，问题需要答案，”但是我们不可能把个人的和社会的紧张关系确定为问题后就获得解决。我们不需要 Google和Wikipedia，需要的是“仔细审查和批评性思考的能力”。魏泽鲍姆解释说这就像听见和听的区别一样。批评性理解要求我们先坐下来听，然后要阅读，不仅要辨认，还要学会解释和理解。
正如你预料到的，所谓的Web 3.0被称赞为是技术专家论者对魏泽鲍姆批评的回答。不是靠关键词基础上的谷歌算法和排序结果，我们很快将能够向第二代的“自然语言”搜索引擎如（Powerset）提出问题，但是我们或许假设计算机语言学家会非常谨慎以免变成决定什么能上网什么不能上网的“内容审查力量”。同样的情况也可以解释语义网倡议和类似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处在信息提取的网络时代，谷歌的范式是关联分析和网页排序，下一代搜索引擎将成为可视的，开始制作世界的形象索引，这次不是建立在用户添加的标签，而是形象本身的“质量”基础上。欢迎来到真实的等级体系，未来的计算机用户手册将介绍程序员学习审美文化。照相机俱乐部爱好者变成的编码员将成为糟糕品味的新代理人。
自从一九九〇年搜索引擎兴起后，我们已经生活在“问题社会”，正如魏泽鲍姆指出的，它和“景观社会”没有多大差别。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情景主义分析写于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建立在电影、电视和广告产业的兴起基础上。当今社会的主要差别在于我们被明确地要求参与活动。我们不再是被动接受的匿名消费者大众，而是在众多频道上出现的“被分配角色的演员”。德波的商品化批评不再具有革命性，消费主义的快乐泛滥到了成为普遍人权的地步。我们都喜欢商品崇拜、喜欢名牌、陶醉在全球明星代我们表演出来的风光和辉煌。任何社会运动或者文化实践，不管多么激烈都无法逃脱商品的逻辑。还没有创造出能够让人生活在后景观时代的世界的战略。相反，人们的注意力关注在私密性或者剩下的东西上。资本主义吸收其批评者的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除非人们可以公开看到所有的私人电话交谈和网络交流，否则要指出网络时代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批评在行动上将类似于“股东民主”。隐私等敏感议题实际上成为更广泛关注公司利益的催化剂，但是参加者将被严格地分割开来：参加股东大会的人被限制在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这只是放大了活泼多样的公共领域的需要，其中国家监控和市场利益都有重大发言权。
停止搜索，开始提问
二〇〇五年法国国家馆馆长让·诺维尔·让纳尼（Jean-No?l Jeanneney）出版了一本小书，警告谷歌“组织世界信息”的要求。[2]《谷歌和普遍性知识的神话》仍然是公开挑战谷歌无争辩的霸权地位的少数文件之一。让纳尼的攻击目标只是一具体的项目，美
国大学图书馆的千百万图书被扫描的“图书搜索”。他的争论是非常典型的法国欧洲人观点。因为谷歌搜索图书时的不均衡和不编辑方式，档案库不能适当地再现国别文学大师雨果、塞万提斯、歌德等的情况。因此，有英语资源偏见的谷歌不是建立世界文化遗产公共资源库的适当伙伴。让纳尼写到“挑选哪些图书被数字化受到英美氛围的影响”。
如果作为论证本身是合理的，问题是谷歌对于创造和管理网络资源库没有兴趣。谷歌遭遇数据肥胖症的困扰，对于认真保存的呼吁没有兴趣。文化敏感性的要求是太天真了。这玩世不恭的企业的主要目标是管理用户的行为，以便把流传的数据和图像出售给感兴趣的第三方。谷歌不追求对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所有权，它的意图是诱惑普鲁斯特爱好者离开资源库。对于法国人来说，巴尔扎克的文集是法国语言和文化的显现，对于谷歌来说不过是抽象的数据垃圾，是用来赚钱的原始资源。欧洲人提出的对抗谷歌的多媒体搜索引擎（Quaero）是否具有操作性仍然是开放的问题，更不要说体现让纳尼的价值观了。到了 Quaero投入使用，搜索引擎市场将在媒体和工具能力上比（Quaero）早一个时代。有人说雅各·希拉克（Jacques Chirac）更感兴趣的是确保法国的自豪感而不是因特网的全球进步。[3]
谷歌的最激烈批评家是北美洲人并不让人吃惊。迄今为止，欧洲在进入概念理解和新媒体文化地图上投资非常少。最好处说，欧盟是第一个采用外部技术标准和产品的人。但是在新媒体搜索中真正重要的是概念优势。单单技术搜索不能做这个工作，不管欧盟未来在网络搜索上投资多少钱。只要新媒体文化和由此产生的主要管理机构的差距存在，无论是私人的还是文化的机构，欣欣向荣的技术文化就不可能建立起来。简而言之，我们应该停止把歌剧或者其他艺术看作虚拟空间难以忍受的光亮的补偿。除了想象力、集体意志、创造性外，欧洲人还可以动员他们独特的品质进入否定性的生产形式。对于反思和批评的集体激情可以被用来克服被给予用户和消费者角色的许多人感受到的外来者症状。
加隆·拉尼尔（Jaron Lanier）在魏泽鲍姆的讣告中写到“我们不应该让学生成为专业医疗研究者，除非他已经学会了双盲实验、控制群、安慰剂以及结果的可重复性。为什么我们降低标准，给予计算机科学独特的通行证呢？每个计算机科学学生都应该接受魏泽鲍姆怀疑论的训练，并试图把我们这种宝贵的训练传递给使用我们的发明的用户。[4]我们需要质问自己：为什么最好、最激烈的因特网批评家是美国人自己？我们已经不再能使用他们得到更多信息的论证了。我的两个例子是沿着魏泽鲍姆的足迹前进的尼古拉斯·卡尔（Nicolas Carr）和希瓦·维迪亚那桑（Siva Vaidhyanathan）。卡尔来自企业界（《哈佛商业评论》）是个杰出的内行批评家。他的新书《大转变》[5] 描述了谷歌通过数据中心集中和控制因特网基础设施的战略。计算机变得更小、更便宜、更快速。这种规模经济有可能在很低或者几乎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外包储存和运用。生意开始从内部的IT部门转向网络服务。这里有个讽刺性的转变。几代嬉皮士IT大师开玩笑嘲弄IBM总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的预言，世界将只需要五台计算机，但这恰恰就是发展趋势。因特网不是进一步的去中心化，而是被集中在少数能量要求特别高的数据中心。[6] 卡尔无视dotcom转变为Web 2.0的贪婪，相反专门讨论没有道德判断的技术观察。维迪亚那桑的《把一切谷歌化》项目的目标是把批评性的谷歌搜研究汇编成书，在二〇〇九年出版。与此同时，他收集博客上的原始资料。[7]
就目前来说，我们感到困扰的仍然是问题答案的质量越来越差，而不是在于这个现象背后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教育水平的低劣和批评性思考能力的衰落。我非常好奇将来一代是否体现或者我们应该说设计魏泽鲍姆的“理性孤岛”。所需要的是对时间的重新修改。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孤岛像游手好闲者在周围晃悠。所有信息，不管是对象还是经历都必须就在手边。我们的技术文化缺陷是暂时的缺乏宽容。我们的机器越来越不耐烦地注册软件冗余，要求安装更新。我们担心反应慢，太愿意帮忙。可用性专家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衡量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信息是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满意，继续点击就是了。意外发现需要很多时间。我们或许称赞随意性，但是自己很少尝试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再通过探索进入理性的岛屿，或许自己去建造这些岛屿。有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以及其他同事的帮助，我认为我们能创造新的信息交流方式、新的表现方式、新的理解方式。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如何对待这些挑战呢？停止搜索，开始提问。不要试图为自己的“信息过剩”辩护，通过创造适应信息丰富时代新方式的机会，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对待这个问题。
感谢编辑奈德·罗斯特（Ned Rossiter）的帮助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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