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惟菁 郝凤苓
2008 年12月2日，凯雷集团旗下三家机构，凯雷亚洲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凯雷亚洲成长基金Ⅲ期以及CAGP III Co-Investment LP（以下统称凯雷投资），在香港高院对红杉中国基金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提起诉讼，索赔2.062亿美元（即15.5亿港元）。
该官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在业界引起了较大关注，事涉两大知名国际投资基金，且又和中国公司的投融资事件相关，在中国风险投资界中尚属罕见。
记者获取的凯雷递交给香港高等法院的入禀书中，描述了此事件的大致细节，但记者本着客观、中立的态度，就入禀书中的关键内容和说法，向相关人士尽可能地做了求证。
新生源是谁？
根据凯雷的入禀书，让凯雷与红杉对簿公堂的一个“由头”是上海新生源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显示，新生源是一个集“官产学研资”于一体的联盟，通过资源整合，帮助科学家促进新药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为企业家提供具有产业化价值的成果和产业孵化；帮助投资者缩短投资周期、降低投资风险；为政府服务，整合中国新药公共服务平台资源，提高中国新药自主研发的国际竞争力。
1998年，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鼓励科研成果转化，鼓励科技人员参与技术要素分配。据报道，1999年，曾任上海医科大学讲师的任军作为“注射用重组链激酶”成果的第三完成人，因转让该研究成果而掘得第一桶金：30万元。
2001年，尝到技术转让甜头的任军，在上海创立新生源。任军现年41岁，生于江苏宜兴。据悉，新生源走到今天，任军本人付出不少；创业初期，因资金紧张，任军跑遍了全上海40多家投资机构。
“新生源核心是模式创新。”任军曾在媒体面前，对新生源以产学研联盟的形式改变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医药研发模式颇为自豪。
此后，新生源以集团公司的形式，管理旗下诸如新生源医药研究、新生源生物医药等子公司。
根据凯雷的入禀书，任军是新生源集团一系列相关公司最终控股股东，其中包括Newsummit Biopharma Holdings Limited（开曼注册的投资控股公司，简称Holdings），Green Villa（2003年6月20日在英国维京群岛注册，简称GV），GV是上海新生源医药研究有限公司的海外控股股东。凯雷投资的目标是GV以及其旗下附属公司，这些被合称为GVGroup。
新生源生物医药总经理助理游磊给本报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今年11月，新生源在全球的合作机构有200多家，投资孵化的新药项目达89项，申请和获得国内外专利136项，完成临床申请13项。
一位接触过新生源的医药行业人士认为，新生源打造的是一个“平台”，所以其自身的研发能力与纯研发型的企业相比，可能要逊色一些，但出成果的速度要比纯研发型的企业快。
相对于医药研发的过程，投资人更看重的是公司的收益。
一位VC告诉本报记者，2007年上半年，她通过上海张江药谷的相关负责人了解过新生源，她认为，新生源的模式还是不错的，降低了从头研发新药的风险，加快了研发速度，而且利润率也比一般的研发企业要高。
该VC透露，新生源2007年的销售额可达数亿元。
凯雷递交的“账单”
根据香港高院第2502号入禀书资料，2007年6月，凯雷与任军开始讨论入股新生源事宜。
6月9日，双方进入term sheet（具体名为“凯雷亚洲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及Greenvilla HoldingsA类优先股投资要点协议）。8月13日，双方又进入一个Rivised Term Sheet,与前者合称Term Sheets.
凯雷详述Term Sheets开始执行后，从6月20日到8月17日，凯雷邀请了相关人员来查看GV Group运营业务，财务数字以及公司文件。其中包括邀请美迈斯律师事务所进行的法律尽职调查，自6月25日始，7月18日出具报告；邀请 AuraPartnersLimited进行调查，这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机构，调查自6月25日始，7月19日出具报告。
随后，凯雷邀请Human Genome Science创始人，也是KGF-2的发现者William Haseltine博士到访GV Group。
凯雷提到，当时GV Group正面临其重要产品rhKGF-2（人角质细胞生长蛋白）商用化的主要障碍——专利侵权问题，这项专利一旦商业化，会对其贡献巨大利润。
6月26日，William Haseltine博士访问了GV Group,并在6月27日出具报告。凯雷还邀请Cornelius Sobel博士7月5-8日进行尽职调查，在7月15日出具报告。
除此之外，凯雷还邀请Deloitte Touche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s Limited进行财务尽职调查，自6月20日开始，7月20日出具报告。
这些被凯雷总称为“尽职调查报告”。
凯雷指出，在2007年夏天和秋天，凯雷花了大量时间对GVGroup的运营、商业模式、财务数据、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等进行评估。之后，和任军分享了主要调查结果并且提供了增值建议，凯雷认为这些工作“增加了公司的价值，任军个人也由此受益”。
为了强调GVGroup对凯雷工作的回应，入禀书中还提到了两封邮件，都是寄给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何欣，但入禀书原文为英文，本报记者尽力翻译大意如下：
“通过凯雷和我们在过去6月到9月4个月的合作中，你们帮助我们科学改善了内部管理和提升了人力资源水平，你们鼓舞了新生源中的每一位。”（10月17日GVGroup人力资源经理曹蕾致信何欣）。
“凯雷的参与鼓舞了我们。凯雷的尽职调查帮助我们成长。我们相信红杉现阶段的参与只是时机成熟的结果。如果说凯雷是一股上升的气流让新生源飞得更高，那么红杉是一阵风让新生源飞得更快。”（10月23日GVGroup副总经理黄阳滨致信何欣）
凯雷强调，尽职调查的内容，以及凯雷的建议以及交易文件草案都是保密性内容，也具有排他性，这些效力自6月6日开始的90个工作日内有效。
为了帮助GV Group未来上市，Newsummit Biopharma Holdings Limited（Holdings）成立，这样凯雷能通过Holdings投资GV Group。
凯雷指定CAGP,CAGP III成为Holdings的投资人，并且将preferred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PSPA）在2007年10月8日提交给CAGP，CAGPIII，任军，Holdings,GV和上海新生源共同执行。
按照PSPA的协议，凯雷将购买50万股A-1系列优先股，每股价格为20美元，总额1000万美元；
如果2008年3月31日之前，即2007年财年Holdings净利润不少于800万美元，双方同意CAGP和CAGPIII再购买A-2系列优先股406977股，每股价格为24.571413元，总价为1000万美元；如果少于800万美元，则凯雷可以有权力（但不是义务）购买50万股优先股，每股价格为20美元。
同时，Holdings同意向凯雷发行两项权证（Warrants）,后者可以购买32万股A-3系列优先股，每股价格25美元，总额为800万美元。期限是PSPA协议签订的18个月内（若发生IPO，就在IPO之前）。
如果将所有PSPA协议和权证行使带来的权益算在内，凯雷2800万美元的投资将占到38.02%的股份。
提前四天的红杉协议？
根据凯雷方面递交香港高院的入禀书资料，在10月9日，即正式执行入股协议的第二天，任军告知凯雷，其实在较早前已经和红杉签订入股协议，而且红杉不会遵守之前的PSPA协议条款。任军告知，与沈南鹏签订的时间是10月4日。
凯雷估计，红杉没有做过任何尽职调查工作，只是利用了凯雷所做的尽职调查报告。更进一步，凯雷质疑红杉协议的日期，可能是在10月9日之后，但任军和沈南鹏将其追溯在此之前。
凯雷称，任军在10月10日前后将新生源与红杉资本在10月4日签署的一份协议发给凯雷，并附上了一则“请求谅解”的留言。
这份红杉协议中，任军和红杉双方同意红杉购买13333股普通股，占25%的股份，每股价格825美元，额为1100万美元。随后，上海新生源将利用出售这些股份得到的收益从上海科技投资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上海新生源另外7.97%的股份。
除了质疑红杉协议的签订日期之外，凯雷指控任军没有经过凯雷的同意向沈南鹏透露了保密信息。
凯雷在入禀书中称，2007年10月11日，何欣以及瀚一律师事务所（Hanyi Law Firm）律师徐云（Richard Xu）共同会见了任军。
在此次会议上，凯雷要求任军终结红杉协议。入禀书中，引述任军当时的话，他对发生的一切表示抱歉，任军愿意对不当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并且从个人角度对原告进行补偿。（He was very sorry for what had happened and he was willing to accept personalliability for the wrong doing and was willing to compensate the plaintiffs personally。）
不过同时，根据凯雷递交香港高院的入禀书，在这次会议上，任军告诉何欣和徐云，GV不会终结与红杉的协议。
但这一关键事实被徐云所否认，关于此事，他对记者表示“本所及本人均从未介入有关凯雷与红衫之间的任何事项，对双方之间的纠纷亦从不知情。您来函中提到的入禀书中的相关内容因此是错误的。”记者从瀚一律师网站上得知，瀚一律师事务所作为主法律顾问曾代表凯雷旗下的并购基金及成长基金参与了其多个中国投资项目，涉及公司包括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扬州诚德钢管有及新世界教育集团。
关于10月11日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任军承认已告知沈南鹏以及红杉相关代表关于凯雷和GV之间Term Sheets存在的事实。
不过，徐云的否认让10月11日这次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为一个问号。之后，12月28日凯雷开始启动仲裁程序。
此事也没有下文。直到一年之后，凯雷终于提起诉讼。
凯雷认为红杉的进入，让凯雷丧失了入股Holdings带来的利润机会。凯雷预计Holdings在2011年将达到3700万美元净利润，若凯雷成功入股并在2011年退出的话（预计以22倍的市盈率），2800万美元的投资将带来2.062亿美元的收益。
记者就相关问题向被告人沈南鹏先生求证，沈一开始表示“开完会再回电话谈此事”，但直至记者截稿，沈南鹏先生一直没有接听电话和回复邮件。
诉讼的下一步？
关于此事，有投资人向记者表示最终可能的结局是和解。
如此，此次诉讼可能有一个张扬的开头和低调的结尾。按照该投资人的说法，美国风险投资界关于交易的诉讼并不少见，但在中国尚属首次，所以引起较大关注。
但一个疑问是，双方纠纷发生在2007年10月，为何凯雷选择一年后提起诉讼？凯雷方面没有问答本报的问题。
该投资人猜测，凯雷在此案上投入资金和精力，却没有拿下交易，在年底内部团队评估时，该团队可能承受一定压力，转而寻求诉讼解决问题。
在该案的调查过程中，记者于12月10日上午到访上海新生源医药研究有限公司时，总经办秘书李玮清在记者要求下致电相关负责人后，正式表示此事处于 “无可奉告的状态”，也拒绝透露该名表态人士的名字。关于入禀书所涉及的黄阳滨，她表示“家里有事，没有来（办公室）”。人力资源经理曹蕾，她表示“在外陪同客户参观”。
12月10日17时许，记者接到红杉方面的电话，反复询问记者到访新生源、与任军沟通、“任军说了什么”等情况。12日下午，记者在得不到沈南鹏回复的情况下，拨回此电话，这名女士表示会与沈南鹏沟通，但截至发稿前，没有回复。
记者通过有关渠道接触了对内情有所了解的任军朋友，但对方不作回应。任军也始终没有回复本报的记者电话和短信。记者也致信红杉美国合伙人Michael Moritz，截至发稿时间也没有表态。
12月11日，本报致信何欣，他对相关问题表示“不作评价”。
事实上，除了红杉之外，新生源公司还有其他风险投资股东。
上海科投官网显示，其在2003年9月投资新生源，并占48％的股份。
记者联系上海科技投资公司知情人士周晓，他向本报确认，上海科投最早曾经持有新生源医药48%的股份，但经过增资以及回收股权后，现在占股不到10％。
Orica Capital也是新生源的另外一家小股东。
记者辗转找到Orica Capital负责该项目的匡先生，他确认，Orica Capital大概在2002或2003年投资过新生源，但目前“很久没有与新生源联系了”。
Orica Capital相关人士阚治东表示，该项投资的主体是境外的架构，“作为小股东，我们不参与企业抉择。”但他表示，“正在了解他们的问题”。
也有消息称，新生源在此之前，已经获得过天使投资。
对此，上述了解过新生源的VC分析，“倒是有可能”，“找天使投资人，总会找一些自己圈子里的人。
但该VC同时表示，2007年上半年，即她在了解新生源的时候，新生源还没有获得大的VC Fund的投资，也正希望能吸引一些知名VC进来。
更多关注此事件的投资人对记者表示，“抢单”在业内其实是常有的事情，因为“好公司总是有很多人追着要”，但像红杉和凯雷因为新生源投资一案而闹上高院进入法律诉讼阶段的，尚为罕见，但谁是谁非，尚需等法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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